迟到的补偿
1964年秋，市医药公司（市医药受理局前身）新盖一批职工住房，但天不作美，延绵的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一个多月，施工被迫停止。为防止工地上砖、瓦、灰、石及各种建筑构件的丢失，公司指派老实本分的杨廷祯同志专值夜班看护工地（俗称看场），并承诺每天补贴1.25元的看场费。（杨廷祯同志是医药界老工商业者，1952年加入民建，曾连续当选我市第三、四、五届人大代表。）
老杨同志上任以来，兢兢业业，严防死守，在那一个又一个阴冷潮湿的夜里，每天都能看到他头戴斗笠、身披棉被、手提马灯、在工地的犄角疙瘩里巡防晃动的身影，这个场那叫一个看的结实，工地上所有物品大到钢筋水泥，小到铁钉、木片都完好无损。
天终于晴了，40天的看场终于结束了，但当初承诺的看场费却被有关人员抛到九霄云外。虽然杨廷祯多次追问此事，但均被各种理由一而再再而三的敷衍搪塞，“皮球”踢来踢去，看场费始终也未解决，这一拖36个春秋竟都过去了。
1998年杨廷祯同志去世。
2000年我作为民建医药支部的主要负责人，在一次例行家访中，听杨廷祯同志家属谈及此事，说者无意，听着有心，杨廷祯同志生前是我支部会员，眼下虽已经故去，但我仍有责任、有义务帮他维权。更何况我时任市医药局企业法律顾问一职，具有双重身份的我，理所当然要为其讨回公道。
首先，我拜访了几位年过古稀的当事人和知情者，他们都确认此事，并主动出具了证明材料。当我问及看场费为什么不能兑现时，几位受访者一致表示是“极左”原因造成的，杨廷祯同志是“私方”人员，在那个“纲举目张”的年代里，杨廷祯只能是忍字当头、息事宁人！
弄清了事情的缘由，又有了证人证言，我们便召开支部委员会，通报情况，统一认识，决定以民建医药支部的名义向市医药局打报告，请求一次给付杨廷祯迟到的补偿300元整。
维权的路还算顺畅，但也有一些小小的插曲：其一，当知道此事发生在36年前的1964年时，主管领导半开玩笑的说：“呦，36年前俺还在农村老家‘磕牛腿’呢，现在咋该俺擦这屎屁股呢？谁遗留的问题，找谁解决呗！”其二，看场费每天1.25元，看场40天，本该付他50元，怎么要求支付300元呢？这账是怎么算的？
我不急不躁的的说：“局里正安排我讲一堂普法教育科，那咱现在就不妨先讲讲。第一个问题：《民法通则》明确规定‘法人的债权债务不因组织机构或领导人的变化而消失。’换而言之不能因为医药局领导更换，现在的领导就不承担以前的债权债务。第二个问题：过错方对债权人的经济补偿，必须考虑到当下的物价上涨因素，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。诚然，1964年的50元毫不夸张的说可以保障一个三口之家一月的日常生活开销，而现在的300元就远远不够，前后几十年的币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……”最终，市医药局的领导同意支付费用。
当我把300元钱送到杨廷祯家属手里时，老妇人惊呆了，连声说到：“这不会是做梦吧？当时看场的事我只不过是跟你唠叨唠叨，没成想这么快就送来300块钱！”老妇人大概是太过激动，双手和面颊都止不住的颤动，她拿起杨廷祯的遗像，眼泪不住的掉下来……之后，她又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妥了，妥了，多年的阴云散完了，多亏了咱民建了，谢谢啦，谢谢！”
开封民建徐爱荣
2017年2月17日